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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团集训队有二位干部到云南临沧地区蚂蚁堆公社一个偏僻的民族寨子去处理一位烈士的善后事宜，到达公社时是晚上八点左右，县里一同前往的民政干部建议由于山寨太远，交通不便而且尽是山间小路，明天上午前往。他们刚刚在公社吃完饭，正同公社的领导通报烈士情况，大约晚上十点左右，公社里来了打着火把的男女老少500多人，原来烈士家属得到消息后，全寨基本同烈士都有亲戚关系就一同走了十多公里赶到公社来，县里的干部让村长(实际上是少数民族中的酋长)同烈士的父母一同见部队的同志。烈士的父母和村长从始至终只问一句话：“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否是逃兵或是有贪生怕死行为被部队执行战场纪律枪毙的?”，部队的同志反复说明烈士作战勇敢光荣牺牲的过程后，烈士的父母才老泪纵横地嚎啕大哭，同时跑出房外对着院内的乡亲们高声喊到：他是为国而死的！他是为国而死的！全寨的人都在高喊着烈士的乳名载歌载舞地跳了起来。当部队的同志拿出抚恤金450元一次性补助时，烈士的父母说什么都不要，只一个劲地说他是为国而死的要什么钱啊，说什么都不要最后只好交县民政代为保管，收条由民政部门出具。随后全寨里的壮汉连夜砍竹子做滑杆把他们抬回寨子好生款待了三天，结果是找了许多托词才回到县里。当我听完这个故事后，我在为烈士骄傲的同时，也为中华大地有这些朴实善良的百姓而骄傲，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民，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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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团在烈士善后处理中，得到了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烈士家属的理解和配合。到1979年7月下旬，89位烈士的善后处理告一段落，当时我师面临骑点线扣林作战任务，恰好在那个时候，烈属中有相当一部分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把烈士的兄弟姐妹送到原烈士所在连队。我排烈士雷时钦妹妹来我团卫生队，韦桂全烈士的弟弟韦方云来我连三班，我团当时这样的情况有三十多例，确实非常感人之极。师、团对他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

　　1979年8月团里接到一封来自蔡太平烈士家乡广西田阳某公社的来信，内容说烈士生前曾借过公社300元现金和200斤粮票，因为今年烈士家乡遭灾确实无法度过灾荒，只得请烈士身前部队帮助解决，同样的类似情况很多，我连的起家才烈士欠高机连同乡60元，赵鸿祥烈士欠同连战友30元，而且赵鸿祥烈士放在战前后送的一双皮鞋发霉腐烂。这些情况发生后，我们连甚至想用伙食费帮助烈士赔款，相对于那时战士每月6元津贴费，烈士的欠款数额算是很多的了。正在这时中央战后工作团分别奔赴东，西两战区，广西方向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云南方向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当得知上述情况后及时报告中央，以后烈士的欠款只要有依据的统一由烈士生前部队赔还。至于我连烈士赵鸿祥的那双皮鞋后来由指导员写报告，团后勤补发了一双干部皮鞋随同其他遗物送还烈士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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